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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(三)兼并前后的杭罐厂  

2009-12-16 16:01:50|  分类: (原创)难忘199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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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转到一九九一年,杭罐厂依然困难重重。

当时,杭州市委常委每人都有两个重点企业作为联系单位,一个是盈利企业,还有一个是亏损企业。市委常委、秘书长沈者寿的两个联系单位,一个是杭州民生药厂,另一个就是杭州罐头食品厂。那年上半年,杭州西冷冰箱厂连续两天在杭报上刊登了整版广告,反响很大。沈者寿让办公厅的人写了一个报道,题目大概是“柳暗花明又一村”,内容是讲以刘树荣为班长的杭州罐头食品厂领导班子,如何改变观念,如何迎难而上,如何开发新产品等。办公厅还专门派人送来稿件的清样让我核稿。后来刊登在杭报上。相信这篇报道在杭州日报档案馆可以找到。

市委市政府本来是想通过常委们的帮助,让这些亏损企业早日扭亏转盈。沈某大概也是这么想的。但他们没想到,实现扭亏转盈是何等的困难。他们的信心开始消退,也渐渐地失去了耐心。

刘树荣说到底还是华而不实。特别是当了厂长后,对成绩喜形于色,对困难估计不足。于是,刘树荣开始萌生退意,想离开杭罐厂。他曾经组织修改和制定了不少企业规章制度,但在执行中,往往是他自己带头破坏。比如制度规定一般人员出差,无特殊情况不得乘坐飞机,结果他自己带了办公室的几个女同志乘飞机去了深圳,主要还是要去沙头角玩。刘树荣想走我是早有预感的。有一次我从深圳回来,厂办的诸锦华来飞机场接我,他说刘厂长心脏不好在浙二医院住院。诸锦华虽没说什么,但我已经看出他的担忧。我让诸锦华拉我直接去医院。在医院我跟刘树荣说:“我们厂这几年厂长换了好几个,你是大家选出来的,你可不能有退的想法,一定要坚持,杭罐厂不能再有波折了,否则真的没有希望了。”刘树荣虽然否认自己想走,但言语中的底气已经不足。

   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日,我重回行政担任副厂长。说是分管经营,但到八月底被兼并,我的主要精力都是在处理合同纠纷。一是100多吨的清蒸猪肉罐头发到深圳后不知去向,二是两个集装箱的清水马蹄罐头发到深圳后也不知去向,再就是午餐肉罐头也在深圳出了问题。这都是在刘树荣当厂长后发生的事情。我曾经把销售科长郑全生找来,我批评他说:“刘厂长是新厂长,你是老科长,他不懂,你也不懂吗?再说,我们几个虽然不当厂长了,但还在楼上吧,没把握的事情就不能来商量商量?出了问题你还是推不掉的。”后来清蒸猪肉罐头和午餐肉罐头都找到了,处理的结果也比较好。清水马蹄罐头的事情本来也可以解决,我们已经取得证据,准备向法院起诉,但刘树荣带着几个女的想去沙头角玩,需要那家单位帮忙打通行证,此事就被拖了下来,直至兼并也没有解决。

“宫廷八宝粥”罐头的试销虽说反映不错,但问题还是有的。主要是两个,一是国内消费还不到这个层次,马口铁的成本高,几块钱一听罐头,老百姓很少有人去买;二是当时国内还没有现在的大拉盖,只有饮料罐头的小拉盖,饮料可以用塑料管插进去吸,粥是稠的怎么吸。加上杭罐厂一直是外销的,内销市场不熟,所以销售一时很难上去。

一九九一年八月中旬,我带队去福州市参加一个食品订货会,八月二十三日回的杭州。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我先到厂里,供应科的顾熊熊告诉我说:“扬州罐头厂引进了一条易拉盖生产线,正在调试,今后能生产大拉盖的,我想去一趟扬州看看。”我对他说:“要去就赶紧去,拿着我的名片去找扬州厂的潘厂长,希望今后能对我们供货。”没想到顾熊熊还在扬州,厂子就被兼并了。因为杭州花港饭店还有一个食品订货会没有结束,销售科的几个同志在那里,所以我安排完了工作又赶了过去。这天中午,刘树荣也来过花港饭店,一起吃的饭。八月二十五日下午订货会结束。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在家休息,下午四点多我去了一趟厂里,组织科告诉我明天上午党委开民主生活会,并说为了减少干扰,刘树荣决定会议放到隔壁的杭州食品厂开。

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上午八点,我直接到了杭州食品厂。我在会议室刚坐下,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、组织科长等人也到了。他们三人还没落座就问我:“我们厂要被兼并了,你知道不知道?”我听了吓一跳,赶紧问怎么回事情。他们说:“今天早上许多人在传达室里议论,工人们都在说兼并的事情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。”我问:“刘厂长怎么到现在还没到?”“他刚才来过电话,说是要先到市府去一趟”组织科长说。当时我的感觉很不好。上午十点左右刘树荣从市府回来。

他说:“开会吧。”

我说:“先不忙开会。我们想问兼并是真的吗?”

刘沉吟了一会儿说:“是真的。”

我说:“这么大的事情,怎么没听你说起过?”

刘说:“不能说,市政府要保密,规定不让说,否则是要按纪律处理。”听刘这么说,我就火了。

我说:“如果这是真的,那厂将不厂,连厂都要没有了,还处理你什么?兼并这么多大的事情,你为什么不向厂党政班子通气?如果你觉得党政班子人多不利于保密,也可以先向厂党委班子通气,再不行,总应该跟我通气吧。你怎么能自己一个人做主。我们要知道兼并的事情,你必须告诉我们。”见与会的其他人都附和我的意见,刘树荣这才把兼并的详细情况告诉了我们。

刘说:“前段时间,秘书长把我找去,跟我说了兼并的事情。今天下午市府要召开会议,向各部委办通报。兼并我们厂的是娃哈哈营养食品厂,厂长叫宗庆后,我们已经见过面了。娃哈哈营养食品厂生产儿童营养口服液,现在供不应求。这几年发展很快,为了扩大生产规模要批地,盖了几十个图章,到现在一亩土地也没有批下来。所以市政府决定由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我们厂,这样就可以达到既发展了娃哈哈,又救活了杭罐厂。我今天上午先去市府也是为了这件事。”

大家陷入沉默。

我问刘树荣:“听了你这么说,兼并的事情我们已经无法改变了?”

刘说:“是的。

我说:“既然如此,虽然你今天告诉了我们,但这不是市政府的正式通知。现在厂里人心惶惶,议论纷纷,情绪很大,而罐头生产不能出一点差子。所以我们无法向职工解释,也很难做职工的思想工作。我有三点意见,请你马上转告轻工局和市政府。一是请上级部门成立工作组,并尽快进厂;而是尽快向两级干部传达,先稳定他们的情绪,生产一定不能乱子;三是兼并后,一些专业人员可能会专业不对口,要考虑他们的出路。”

刘树荣说:“好的。”

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刚上班,党委副书记等人在职工食堂贴了一张大字报,开始我不知道,据说内容主要是针对刘树荣的,意思是说刘树荣一面大讲企业困难,要大家和衷共济,一方面又歌舞升平。刘树荣马上召开党委会,指责党委副书记等人违反纪律,要给予处理。大家不啃声,刘树荣要求大家举手表决。我说:“不要表决了吧,方式方法是不妥,但他们说的事情还是基本属实的,所以心情可以理解,再说现在要兼并了,还处理什么。”会议不了了之。

十点左右,体改办主任湛青带领市府工作组到厂,马上在二楼接待室召开厂党政班子成员会议。湛青主持,他先是笼统地把兼并的事情跟大家说了说,接着要大家发表意见,其实就是要大家表态。于是班子成员们开始七嘴八舌,多数人后来都做了类似的表态“既然是市政府的决定,我们服从。”

我开始没有发言。轻工业局吴局长对我说:“你是罐头厂年轻的老厂长了,你最了解罐头厂,你说说吧。”

我说:“我想问今天的会议是不是组织会议?”因为还有的副厂长不是党员。

湛青说:“是的,当然是的。”

我说:“那好,既然是组织会议,我就言无不尽,希望是言者无罪。我接着要问的是兼并的事情,市政府是已经决定了呢还是来听取我们意见的?”

湛青说:“是来听取你们意见的。”

我说:“现在有人说杭州罐头厂的班子思想僵化,管理差,见事迟了,动手晚了。我认为不是,沈者寿秘书长在上半年还专门让办公厅写了报道对我们大力赞扬,现在怎么又来了180度的大转弯。可以说工作组的多数同志对我们厂的情况不了解,但我手里的名片本里有不少跟我们谈过合作项目的外商名片,足可以证明不是我们见事迟了,动手晚了,而是我们的努力,被政府部门一次次的枪毙。原因就是杭罐厂是国营大厂,是出口大厂,要承担国家创汇任务。现在到了要被兼并的地步,我感到很痛心。

要救杭罐厂,兼并是不是唯一的办法,还有没有其他路可以走?原来我没有想到,现在我有一个想法,娃哈哈不是想要地吗?我们可以给他,把我们厂北边的10.86亩堆场有偿的给他,如果不够,我们还可以将紧挨堆场的实罐一二车间给他,这样加起来他就差不多了,厂房虽然是旧的,但整修一下还是可以用的。人也可以从我们厂里招,我们这里都是熟练工人。如果是这样,罐头生产也可以做调整,亏损的原则上都停止生产,保留创汇多亏损小的产品生产,加快八宝粥等新产品的市场销售步伐,同时坚持不断开发新产品,杭罐厂还是可以自救的。”

湛青打断了我的发言,他说:“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,但是你能不能保证到今年年底时扭亏转盈?如果你能保证,市政府可以考虑。”湛青这么说,其实就是为难我,就是不想出现反对的声音。因为这个时候,那年的亏损额已经有600多万元了。到年底实现扭亏转盈,估计谁也没有这个本事。

听湛青这么说,我强压愤怒地问他:“如果这么说,我问你兼并后娃哈哈还生产不生产罐头?”

湛青说:“生产。”

我说:“不可能,谁会往窟窿里跳?骗谁都不会相信。杭州罐头厂没了,杭州市的一个行业就倒了,我们三十多年的奋斗就化为乌有。”

吴一华见此,赶紧对我说:“你要相信娃哈哈,罐头还会生产的。你不要说了吧。”

我说:“因为你们说是来听取意见的,我才说的。如果市政府已经决定了,我就不会这么说。杭州罐头厂是国有企业,我是党员,人都是国家的,政府决定了,我还说什么。不过,既然是兼并,那一定要通过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,尽管是橡皮图章,形式还是要走的。”

九月二十九日上午,我照例接待从香港过来的付先生,销售科的顾小洪也参加的。当时厂里正在生产芦笋罐头,付先生是为了芦笋罐头来的。中午我们三人在近江饭店吃的饭,下午一点多回到厂里。我见厂部办公楼里里外外都是人,忙问:“出什么事情了?”有人告诉我说:“老蔡死了。”我说:“在哪?”大家告诉我,老蔡在宿舍里,保卫科(派出所)的人都在那里。我即对顾小洪说:“付先生交给你了,你们接着谈。我要去处理老蔡的事了。”

老蔡的名字叫蔡鹤奎,一九五八年建厂时的老同志,六十岁,即将退休。老蔡的家在绍兴,自己常住厂宿舍。考虑到他年纪大了,生活习惯与宿舍里的小青年不一样,厂里为他在基建科楼上专门安排了一个小单间,让他单独住。老蔡虽说是包装车间的编制,但负责全厂包装纸箱的供应和联系加工,与省市外贸部门很熟。

我赶到基建科院子,基建科的楼上楼下和院子里都是人,乱的很。保卫科的人领我到老蔡的宿舍门口,我看到老蔡仰躺在床前的地上,头的边上是一滩血,已经凝固。门是保卫科打开的。因为老蔡上午没有去上班,也没有请假,中午时车间派人去他宿舍找,敲门敲不开,从门缝往里瞅,感到不对头,遂报告了保卫科。我问保卫科的陈海瑞:“报告党委和刘厂长了吗?”陈海瑞说:“报告了,于海洋来过了,但又走了,说是在开党员大会。”我又问:“报告江干公安分局了吗?”陈海瑞说:“报告了,但沃科长说他们不来。”“为什么?”我问。陈海瑞说:“沃科长说兼并这么大事情,为什么不事先跟他们打招呼,出事情才想起我们了。”我跟陈海瑞说:“再给沃科长打电话,就说是我请他务必派人来一趟,人死了而且是在宿舍里,以后怎么向家属交代。一定请他帮忙。另外,你们几个立即把楼里的人全部请出去,保护好现场,未经允许,谁也不能进去。”

然后,我跑到厂部三楼,东边的会议室正在开全体党员大会。我推开一条门缝,看到主席台上坐着湛青、吴局长、刘树荣等。我把党委副书记叫了出来。我问他:“老蔡死了,你知道吗?”他说:“知道了,我去过了。”“那你准备怎么办?还在开会?”我接着问。他面露难色,没有回答。我就又推开门缝,招手示意吴局长出来。吴局长出来后,我跟吴局长说了老蔡死的事情。吴局长又把湛青请了出来,大家一起到二楼接待室商量。我问他们怎么办,谁去处理,他们都不开口。此时我真的感到十分的悲愤,一个老职工死了,而且是在这个骨节上死了,人还躺在那里,他们怎么会这样?为了兼并连死人都不管了吗?于是我对两位领导说:“老蔡的死,不管什么原因,如果处理不好,对兼并不利。既然你们不管,我来管。不过从现在起,什么会议我都不会再参加了。”说完就走了。

江干公安分局对现场勘查后,又经过调查,结论是酒后跌跤损伤脑部致死。老蔡喜欢喝酒这是事实,但兼并对他的打击很大。一个建厂时期的老同志,对企业有深厚感情,一贯兢兢业业,临退休了,自己的工厂就要没了,实在想不通啊。后来省粮油和市外贸的同志说老蔡在二十八日下午去过他们那里,逢人就说:“罐头厂怎么会说没就没的呢?”。估计这天晚上喝了不少酒,不小心摔倒了。后来他的亲家来厂里闹,说厂里怎么怎么不管,我过去对她说:“老蔡的死,你们痛心,我也痛心。是我和工友们把他从房间里抬出来的,一个厂长为死去的职工捧头抬脚,你听说过吗?他跟我父亲是一代人,我这是在为他尽一个晚辈的责。”他那个亲家听我这说,也就没有再闹了。因为天热,当时老蔡的尸体已经不行了,身上有不少虫子,味道很大。把老蔡抬出来的有我和包装车间的薛六宝,其他人就记不住了。可惜薛六宝现在也已经死了。

党员大会的结果我不清楚,但我知道八月三十日的职代会没有通过两厂兼并的议案。

一九九一年八月三十一日,沈者寿陪同宗庆后来到杭罐厂。听说宗庆后在会上表示,如果兼并,他将提高工人奖金,报销小孩的托管费、增加午餐费等等。在宗庆后的鼓说下,第二次职代会总算通过了兼并的决议。

随即,宗庆后同他的人员就正式进入杭罐厂。刘树荣的办公室让出来给了他。我让几个副厂长和总工程师都搬到我的办公室。刘树荣不肯搬进来,每天躲在办公室的打字间,后来就不经常来厂了。

罐头生产仍在按计划生产,车间主任们有事需要向厂部请示。现在他们不知道怎么办,是向我们请示还是向宗庆后请示。向我们请示怕宗庆后不满意,向宗庆后请示要路过我们的办公室,又怕我们有想法,而且宗庆后当时又不懂罐头生产。我跟大家说:“把门关上,不要为难他们,让他们有事去找宗庆后,如果宗庆后认为要找我们的,我们再说。与人方便与己方便。”

宗庆后到杭罐厂后,杭罐厂的资产还没有进行清产核资,更没有做过评估。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削减库存罐头。这天上午,诸锦华通知我们几个参加销售会议。会议是在二楼接待室开的。宗庆后主持会议,参加会议的有他弟弟宗泽后,还有杭罐厂原来销售科的郑全生、潘正元等。内容就是讨论成品仓库的罐头如何削价处理,有午餐肉罐头,也有饮料罐头。郑全生报了一个价格表,具体记不住了,但绝对是超低价。郑全生的用意十分明显,就是讨好宗庆后。潘正元也报出了价格表,虽然也比原来的销售价低,但比郑全生的价格要高出一块。郑全生认为潘的价格是卖不出的,潘认为郑的价格企业损失太大,两人争论了很长时间。最后宗庆后要我表态,并说要以我的意见为准。我说:“宗厂长这个话不对。杭罐厂已经不存在了,我也不再是杭罐厂的经营厂长了。现在是宗厂长当家,怎么会是我的意见为准。我们几个同志是受邀参加会议的,不便说什么。如果一定要说,我意见是潘正元的价格比较合理,请宗厂长考虑。”

第二天早上刚到办公室,宗泽后气急败坏地把我叫到宗庆后的办公室,他说:“你们厂是怎么搞的?价格还没有搞好,要货的都来了。”一问,才知道郑全生和潘正元联系的要货单位一早都赶来了,双方互掐,搞得宗泽后无法招架。本来我还想帮他一把,但见他那颐指气使的样子实在可恶,我也没有好脸色。我说:“什么我们厂,现在是你在指挥,不是我在指挥,你问我,我怎么知道。”宗庆后说:“算啦算啦。”

后来诸锦华交给我一份关于昨天会议的纪要稿,要我会签。我看到稿件把我们几个人名字列在所有参加会议人的前头,便问诸锦华:“宗厂长看过吗?”诸锦华说:“看过了。宗厂长要你会签。”我表示会签可以,但需要修改。我拿笔把前面的一行字划掉,在第一段的后面加上“原杭罐厂副厂长某某、某某等应邀参加了会议。”我对诸锦华说:“如果宗厂长有想法,他可以找我。”听说诸锦华向他汇报后,他也没说什么。

我们几个挤在一个办公室的时间大概有一个多月,跟文化大革命一样靠边站,有时想去车间看看,又怕给车间带来麻烦,想到几个科室走走,又觉得不方便。于是关门大吉,大家呆在屋里聊天。我还找来了毛笔和墨汁,在报纸上练大字。九月底前,我看这样下去不是回事,就给李副市长写了一封信。我在信中说:“我们现在就像在文化大革命,靠边了。但我们要工作,总得有部门管我们。是要我们走还是要我们留,总得有句话。别人不了解我们,你是了解我们的,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。希望李市长帮帮我们。”不知道李副市长有没有看到这封信,反正轻工业局不久就来找我们了。根据个人意愿,有两位厂领导留了下来,两位关系挂在杭州食品厂同事借调市轻工业局。我则调任杭州火柴厂任党委副书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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